《翠湖》再掀“滇浪潮” 多元云南大有可观
掌上春城讯当《去有风的地方》将大理古城包装成都市人的精神疗愈所,当《一点就到家》在普洱茶山上演绎电商创业神话,云南在主流影视叙事中始终扮演着“异域奇观”的角色。这种被简化的表征背后,是云南本土影视创作者“身份焦虑”——他们生活的土地,在他人镜头里只是背景板。
2022年以来,两部由云南本土导演创作的电影《翠湖》与《不游海水的鲸》相继在国际电影节获奖。卞灼与汪迪这群“野生”电影人的崛起,标志着“滇浪潮”正冲刷着“云南想象”的刻板堤坝。
2025年6月30日,在卞灼拿下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归来不久,汪迪即将动身前往西宁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之际,本报记者就云南本土创作怎样从“单点爆发”迈向“持续输出”,与两人进行了深度对话。
云南影像的“在地性革命”
这几年,在云南开拍或者讲述云南故事的影视作品都获得不少的关注。在《一点就到家》建构的乡村振兴图景中,云南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田园牧歌;《去有风的地方》则延续了“秘境云南”的旅游宣传逻辑,将风花雪月转化为都市焦虑的解药。
不可否认的是,这些影视作品的热播,让云南成为全国观众向往的“诗与远方”,在旅游推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。这证明影视IP对旅游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。但这些外来视角的作品共享同一种视觉语法:少数民族服饰、梯田雪山、古镇小巷成为标配,而真实复杂的云南城市生活却被排除在镜头之外。比如,昆明、曲靖、玉溪等城市的现代性、市井文化,在这些作品中是缺失的。
汪迪的《不游海水的鲸》恰如一把手术刀,精准剖开这种符号化的创作惯性。
这部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的作品,以非传统叙事的手法,记录当代云南青年的情感困境。令人惊讶的是,全片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云南景观镜头,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日常场景。“我的镜头单位是10分钟”,汪迪所说的这种反商业的长镜头美学,刻意规避了所有旅游宣传片式的视觉奇观。在昆明生活多年,又喜欢有水的地方,让他把电影发生地设定在阳宗海,也让他对这片土地的理解超越了地理范畴:“云南不能仅仅在别人眼里是外景地,我们的生活节奏与中原不同。”
卞灼的《翠湖》则更进一步,讲述一个家住昆明翠湖畔的丧偶老人,试图抚平三代人的情感创伤和重构家庭纽带的故事。影片以家族旁观者的视角,勾勒当代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情感裂痕。
卞灼透露,下一部电影正在谋划中,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,寻求云南城市文化的身份认同。影片以自己的二伯、云南省首位戏剧学博士的真实经历为原型,用公路片形式展现21世纪90年代人们在滇东南漂泊的精神世界,虽然与《心花路放》同为公路片,却是完全不同的城市肖像。“我更关心‘当理想与现实冲突,人们会如何选择’这样的哲学命题。”卞灼说。
在卞灼、汪迪看来,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,提供给观众另一个视角,不依赖风景奇观,而是聚焦城市中的个体命运。
从“服务者”到“言说者”的转变
2023年,云南省推出的“保姆式”剧组服务和《影视拍摄指南》,确实为《去有风的地方》这类外来影视制作提供了极大便利。但这份指南中,“少数民族元素应用场景”单独成章,而“城市题材创作建议”仅占3页篇幅,这种资源配置的倾斜,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策导向的深层逻辑:云南仍在扮演“服务者”而非“言说者”的角色。
相比之下,上海国际电影节的“青年导演计划”提供的是无题材限制的创作基金,这种包容性催生了《爱情神话》这样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沪语电影。汪迪团队面临的困境极具代表性:《不游海水的鲸》后期制作时的生活开支靠拍广告维系,这种生存状态与成都“天府影业”的体系化扶持形成鲜明对比。
汪迪说:“我们需要更多云南本土的创作者,关注我们自己生活的土地。”只有当云南人自己掌握影像话语权时,云南的形象才能超越刻板的标签,呈现更丰富的层次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一问题正在出现转机。2024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新设立的“新锐导演扶持计划”,首次将“当代城市题材”纳入重点支持范畴。
“理想状态下,外来创作与本土表达应该并行不悖。”卞灼说,云南既应欢迎商业剧组来取景,也应扶持本土导演讲述自己的故事,不仅支持“风光+少数民族”题材,也应鼓励城市、现代、知识分子等多元叙事。
“滇浪潮”的可持续性挑战
《翠湖》的成功揭示了一个现实:当前云南影视的“出圈”仍依赖个体创作者的艺术偏执。卞灼及其家人投入200多万元,在电影后期制作过程中,汪迪靠拍摄商业广告维系生活开支,这种创作难以复制。
反观西安凭借“西北影像计划”在5年内培育出10余名青年导演,其成功关键在于形成“政府基金+电影节+高校产学研”的生态闭环。
但“滇浪潮”的独特性或许正在于其野蛮生长的力量。当北上广的影视人深陷内卷时,昆明创作者松弛的状态反而成就了其独特的电影气质。汪迪那些反商业的长镜头,卞灼团队在翠湖边即兴的拍摄方式,都彰显着与云南生活节奏同频的创作哲学。这种“松弛感”不是懒散,而是对工业化制片体系的温柔反抗,就像影片中坚守戏曲理想的二伯,保持慢创作的尊严。
谈话中,卞灼和汪迪均表达了构建可持续生态面临的三重挑战。第一,资本短缺。《翠湖》获奖后虽获得更多宣发机会,但前期孵化支持仍是空白。另一个客观事实是,短视频产业的爆发式增长,进一步挤压了严肃电影的空间。第二,人才虹吸。以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为例,每年毕业生中仅15%坚持影视创作,且多数流向北上广。卞灼从北京回归昆明的逆向流动仍是个案。第三,认知断层。当算法推荐主导内容消费,汪迪们“十分钟长镜头”的美学坚持,正在成为对抗文化快餐的“异类”。但这并不应该只是汪迪等导演的坚持,因为他们坚持的意义还在于打破观众快刷的观影习惯,更在于重建云南影像的语法体系。
从《五朵金花》的民歌到《翠湖》普通家庭三代人的肖像,云南影像正在完成从“被观看”到“自我言说”的艰难转身。或许真正的“滇浪潮”意义不在于又一部获奖作品的诞生,而在于让世界通过云南人的眼睛重新发现云南。
当云南不仅是取景地,更是万千世相的一面镜子成为共识,这片土地才有望从“中国最美外景地”蜕变为“亚洲原创故事工坊”。
昆明日报全媒体记者:李思娴 王姗
责编:毕群
编审:韩蕾
终审:周健军